隨著杜培武杜培武案追責多少人 的無罪釋放杜培武案追責多少人 ，也意味著當初那些加害過他的人逃脫不杜培武案追責多少人 了責罰，根據法醫(yī)鑒定，杜培武身上還留下多處傷痕，腦袋外傷害導致了腦萎縮。

2001年8月三日，昆明市原政委秦某、隊長寧某被判處有期徒刑1年。

杜培武坐了三年牢，政府也按照當時的公司標準賠償了他兩萬多元。

對于妻子和摯友曾經對自己做過的那些事情，杜培武也釋然了，出獄后他還去妻子的墳邊祭拜了一下，并告訴她，真正的兇手已經落網，自己會好好照顧孩子。

這個遲來的正義讓人怎么也高興不起來，出獄后，杜培武面對記者說了自己的感想：“爸爸曾告訴我，我們要相信法律，事實上我對法律從來沒有失去過信心，我也曾是執(zhí)法者，但對于個別執(zhí)法人員的手段我不敢茍同，我學過刑偵，學過法律，也有反偵查經驗，我每日鍛煉，身體強健，但到最后還是不得不“認罪”，我都是如此，那些普通人怎么辦？”

經此一事，杜培武還是堅持恢復了自己警籍，他對“人民警察”這個崗位并沒有因為自己所遭受的冤屈而感到失望，他依然熱愛這份事業(yè)，更重要的是，他深刻的知道，極個別害群之馬依然在活躍著，而老百姓需要他這樣的衛(wèi)士。

杜培武案的簡單經過：1998年4月20日下午19時左右,昆明市公安局通訊處民警王曉湘及昆明市石林縣公安局副局長王俊波被人槍殺,隨后王曉湘丈夫、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被懷疑為作案兇手杜培武案追責多少人 ，經過70多天公安機關和檢查機關高強度的偵查和審訊，杜培武屈打成招，于1999年2月5日昆明中級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判處杜培武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隨后杜培武上訴，二審改判杜培武為死緩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99年12月8日，杜培武被送到關押重刑犯的云南省第一監(jiān)獄服刑。就當杜培武已經心灰意冷，絕望的寫下遺書的時候，案件峰回路轉，2000年6月中旬，昆明公安機關破獲楊天勇等搶劫殺人團伙案，繳獲王俊波被搶手槍（七七式，槍號：1605825）等贓物，犯罪嫌疑人供認1998年4月20日殺害“二王”系他們所為。在確鑿的證據面前，辦案人員發(fā)現所謂“杜培武報復故意殺人”純屬子虛烏有，于是經上級同意，由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宣告杜培武無罪釋放。

從民警到死囚，再從死囚到民警．杜培武經過杜培武案追責多少人 了一生最坎坷的路。杜培武雖然已經澄冤昭雪，但是它的慘痛遭遇不得不讓人深思。仔細地分析杜培武冤案的整個過程，可以從一下幾個角度分析：

一：證明責任分配

證明責任乃訴訟的脊梁，雖然證明責任理論是從民事領域發(fā)展起來的，但是刑事訴訟領域證據責任分配更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在我國雖然沒有明確證明責任由作為公訴方的檢察機關擔任，但是依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62條第三項的規(guī)定，認定被告人有罪必須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否則，人民法院將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成立的無罪判決，即由控方承擔敗訴后果，可見在我國已經承認杜培武案追責多少人 了公訴機關的證明責任。

然而，在杜培武案審判過程中，審判長不但對杜培武的申辯視而不見，而且?guī)状谓小氨桓嫒硕排辔涑鍪緵]有殺人的證據”。這種嚴重明顯違背舉證責任的原則，把舉證責任推向犯罪嫌疑人的做法，是造成冤案的重要原因。

無論在哪一民主法治國家，都不會讓一個人去自證其罪，每個人都有辯護和沉默的權利。而且在公訴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一般處于被控制的狀態(tài)，律師在案件的整個過程中又處于弱勢地位，由犯罪嫌疑人來找證據是非常困難的。所以在刑事訴訟中必須明確證明責任由公訴機關擔任。

二：證據禁止規(guī)則

證據禁止規(guī)則包括證據取得禁止和證據使用禁止，證據取得禁止是對偵查機關取得證據的過程中為一定的作為或不作為，而證據使用禁止則指違反取得禁止規(guī)范所得的證據在訴訟中應予排除。這就是要求對非法證據進行排除，禁止刑訊逼供、誘供、騙供。我國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guī)定杜培武案追責多少人 了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第46條規(guī)定了重證據不重口供，在我國相關的司法解釋中也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guī)則。

然而，在杜培武案中， 據杜培武的陳述，他遭到了辦案者十分野蠻十分殘酷的刑訊，超出人的生理、心理忍耐極限，在酷刑下被迫承認自己實施犯罪。甚至為了取得法官的注意和信任，當著包括法官、公訴人、律師及幾百名旁聽者的面扯出被打爛的衣服證明他曾經遭到刑訊逼供，來證明他過去的有罪供述均是被迫的，然而可惜的是都被法官無視，而且這些來自刑訊逼供的證據法官都已證據來源合法有效，證據充分于用入案件判決之中。由此可見違反證據禁止規(guī)則是造成冤案最主要的原因。

三：自白的證據能力

縱觀我國兩千多年的法律傳統，“罪從供定”、“無供不定案”的思想一直是刑事審判的主流指導思想，甚至在現代法治社會的刑事訴訟領域，還殘留著“重口供、輕證據”的影子。這種思想的影響下辦案人員為獲取口供經常采取一些非正常甚至極端的方式對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從而導致刑訊逼供和冤家錯案的頻發(fā)。杜培武案就是在這種錯誤的思想下，遭受了殘酷的刑訊逼供，屈打成招，而且法官輕信被告人的供述，在沒有找到犯罪兇器,那把“七七”式手槍的情況下，只是以杜培武所穿長袖警服襯衣、及襯衣手袖射擊殘留物和附著泥土、作案車上泥土的鑒定和分析報告等證據定案，證據明顯不足。在這證據力不足的情況下倉促結案，造成冤案也是在所難免的了。

四:證據的來源及辦案思路

在我國的一些法官為消除社會影響，爭取快速結案，通常輕信自己的感性認識，先入為主，違反無罪推定原則，違反程序規(guī)定，通過口供尋找證據，然后捏造證據來證明口供的成立，以這樣的論證方式，來破案。在杜培武案中是非常明顯的，辦案警察先拘留杜培武，然后3天3夜不讓他睡覺以交代問題，然后進行測謊，接著刑訊逼供取得口供，虛構現場“剎車踏板”、“油門踏板”上有足跡附著的泥土的證據，最后公訴、定案。一套流程，違背刑事偵查的基本原則和要求，違背無罪推定，雖然很多時候能夠快速結案，找出真兇，但也很容易造成冤案。

總之，從杜培武冤案的教訓中，不難得出：如果公安、檢察院、法院等機關能夠摒棄“先去為主”、“重口供，輕證據” “罪從供定”的錯誤思想，堅持無罪推定原則，明確舉證責任，嚴禁刑訊逼供，排除非法證據，依照法律規(guī)定正當的程序，冤案才能防患于未然， 法律才能更大的實現正義.

李久明案件；

昨日杜培武案追責多少人 ，河間市人民法院門口停滿了懸掛唐山牌照和公安牌照的車輛。震驚冀東乃至全國的唐山市公安局民警刑訊逼供案23日、24日在此開審，7名民警接受法庭公審。

這7名民警是：唐山市公安局南堡公安分局局長王建軍、副局長楊策、唐山市公安局刑警支隊副支隊長聶曉東、刑警支隊一大隊副大隊長張連海、刑警支隊一

大隊民警宋金全、南堡公安分局刑警大隊大隊長盧衛(wèi)東、教導員黃國鵬。

公訴機關認為，應以刑訊逼供罪追究7名民警的刑事責任。庭審分兩次舉行，23日首先走上被告席的是盧衛(wèi)東、黃國鵬、張連海、宋金全，24日出庭受審的是王建軍、楊策、聶曉東。庭前，一位法律工作者表示，此刑訊逼供案所涉及的人數之多、級別之高，全國罕見。

2002年7月12日凌晨，冀東監(jiān)獄轉業(yè)干部郭某和妻子唐某被入室蒙面歹徒刺成重傷，兇手逃走。時任冀東監(jiān)獄二支隊政治部主任的李久明因與唐某的妹妹曾有曖昧關系，被南堡公安分局列為疑兇。在李的住處，辦案人員還搜出一把鋼珠槍。16日，李久明被刑拘。21日至24日，在辦案人員刑訊逼供下，不堪折磨的李久明編造了殺人經過。8月26日，李被逮捕。2003年6月24日，唐山市人民檢察院以故意殺人罪、非法持有槍支罪對李提起公訴。11月26日，唐山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李死刑，緩期兩年執(zhí)行，附帶民事賠償102976.58元，李提出上訴。2004年8月11日，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以證據不足為由，撤銷一審判決，發(fā)回重審。隨后不久，溫州警方向唐山警方發(fā)來協查通報，溫州市甌海公安分局看守所在押人員蔡明新供認了2002年7月12日凌晨闖入冀東監(jiān)獄家屬區(qū)郭某家中搶劫傷人的事實。2004年11月28日，李久明被無罪釋放(本報曾連續(xù)報道)。

開庭前，受害人李久明告訴記者：“2002年7月21日至24日、8月26日至9月3日，王建軍等辦案人員分兩次對杜培武案追責多少人 我刑訊逼供，采用了電刑、灌涼水、芥末油、辣椒油、不讓睡覺、不讓呼吸、用打火機燒等手段?！?/p>

據了解，截至目前，唐山市公安局已有12名民警因涉嫌對李久明刑訊逼供被逮捕。

具體案情；

正義有時候會選擇遲遲而至。對河北省冀東監(jiān)獄二支隊原政治部主任、二級警督李久明來說，正義是杜培武案追責多少人 他867天地獄生活之后的最后期盼。近日，唐山市7•12刑訊逼供案一審公開宣判，原唐山市公安局南堡開發(fā)區(qū)分局局長王建軍、副局長楊策犯刑訊逼供罪，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2年，市刑警支隊一大隊原大隊長聶曉東、原副大隊長張連海、原偵查員宋金全，南堡開發(fā)區(qū)公安分局刑警大隊原大隊長盧衛(wèi)東、原教導員黃國鵬等另外5名涉案民警犯刑訊逼供罪，免予刑事處罰。

情人姐家被劫殺 二級警督家中獲罪

2002年7月12日凌晨2點多，李久明永生難忘。這時候，他的女友唐小萍打電話急切地告訴他：杜培武案追責多少人 你得趕快到我這兒來一趟，我姐姐、姐夫被人用刀刺傷了，趕緊找輛車，送他們去醫(yī)院吧。此時的李久明想當然地認為，唐某過去多次都是以這類似的方式騙他出去約會，這次估計也不會假。因此，他不冷不熱地答復說：出事了就報警??；受傷了，打120吧。深更半夜的我到哪兒找車去？然后，他就掛斷了電話。

然而，當天夜里，冀東監(jiān)獄一支隊干警郭忠孝家中確實發(fā)生了重大搶劫殺人案，郭忠孝和妻子唐姝麗被蒙面歹徒用刀刺成重傷，情急之下的唐小萍才打電話央求李久明幫忙。隨后，公安部門在偵破過程中，發(fā)現了李久明與受害人郭忠孝妻妹唐小萍的曖昧關系，而且曾經屢屢發(fā)生矛盾，李久明逐漸進入警方視野，被認定為搶劫殺人嫌疑犯。7月13日上午，正在冀東監(jiān)獄二支隊辦公樓的李久明被唐山市公安局南堡分局幾名刑警帶走。當夜11點，辦案人員從李久明家里搜出了一把鋼珠手槍，警方更加鎖定李久明為重大犯罪嫌疑人，對其采取了嚴密措施，調查了解其作案經過。但事后查明，李久明身為政治處主任，其工作職責就是管理槍支，他在一次看望冀東監(jiān)獄二支隊原管教副支隊長齊錄時，這位老領導托他上交那把鋼珠槍。因為是晚上，回家后李久明隨手將槍放在家里。但通過這個“證據”，2002年7月16日，李久明被唐山市公安局南堡分局以涉嫌非法持有、私藏槍支刑事拘留。從此，李久明處在了難以置信的災難之中。

2002年7月21日至24日，在南堡公安分局辦案人員的全力審訊下，李久明供認了殺人事實。同年8月26日，李久明被正式逮捕。2003年6月24日，唐山市人民檢察院以故意殺人罪、非法持有槍支罪對李久明提起公訴。2003年11月26日，唐山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判處李久明死刑，緩期兩年執(zhí)行，附帶民事賠償102976.58元。得到判決結果后，李久明提出上訴。

辦案人員刑訊逼供 最終釀成驚天冤獄

對自己遭受的痛苦，李久明至今不堪回憶。2002年7月21日上午9時，南堡公安分局副局長楊策、刑警大隊隊長盧衛(wèi)東來到唐山市第二看守所，第一次提審李久明。李久明事后告訴記者：在市公安局刑警支隊一大隊的一間辦公室里，我自認確實沒有犯罪，所以當天一直到晚上10點我都沒有承認。但是，南堡公安分局局長王建軍和副局長楊策以及盧衛(wèi)東、黃國鵬等10多人，把我按坐在地上，4把椅子把我擠在中間，手指、腳趾系上電話線，用老式搖把電話機連續(xù)電擊我。當時，酷刑使我疼得嗷嗷直叫，辦案人員張連海就拿著一個臟墩布堵住我的嘴。

經受這種非人的折磨十幾個小時后，李久明的心理終于崩潰了。最后，他招供說人是他殺的。7月22日凌晨4點，在公安局辦案人員的持續(xù)威脅下，李久明違心地在反復修改多次的口供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7月23日下午，王建軍和楊策再次提審李久明，李久明回憶說：到下午3點，那個黑色的電話被搖壞了，他們又找來一個綠色的老式電話機，可能是電話線沒接好，搖的時候沒有電，我就假裝出一種非常痛苦的表情。但不到半個小時就被他們發(fā)現了。電話修好后，這些人更加變本加厲地折磨我。四天三夜，我被他們電擊了三十多個小時。李久明說，2002年8月26日，南堡公安分局刑警第三次提審他，而這一次前后共審訊了七天八夜，在玉田縣公安局刑警大隊一間審訊室里，王建軍等人多次酒后刑訊逼供。手段慘不忍睹，讓人不寒而栗。

2 詳細報道

一次次受著那種折磨，當時想死的滋味都有，雖然我也想否認殺人，反復推翻口供，但最后只要這種狀況能夠結束，讓我說什么都行。各方面都已經崩潰的李久明，最終讓說什么說什么，讓寫什么寫什么，讓干什么干什么，這位長期在政法戰(zhàn)線工作的二級警督從來沒有想到，自己卻成為刑訊逼供的犧牲品，以至被逼招供，身陷囹圄。

婚姻越位 代價慘重

1987年，李久明和妻子劉濤經人介紹結為連理，生活平淡而又平靜。如果不是婚姻出軌，李久明就不會有以后的慘重代價。結婚幾年后，李久明與一位同事郭忠孝的妻妹唐小萍不期相識，隨后二人關系迅速升溫出軌。不久，唐小萍提出自己的要求，李久明必須和他妻子離婚，然后與她結婚。聽到這個消息，李久明一口回絕了。此后，唐小萍采取了騷擾的辦法，半夜三更經常打電話給李久明。

就在二人為此產生糾葛的時候，2002年7月12日凌晨，唐小萍的姐姐唐姝麗和姐夫郭忠孝被歹徒刺傷。唐小萍得到消息后，立刻打電話給李久明，請求幫助。第二天，聽唐小萍說了大致情形后，作為政法干警的李久明很快警覺起來：警察來了，你可別亂說，千萬別把咱倆的關系說出來。但此時，唐小萍已經向警方說出了他們二人之間的關系。當天上午，李久明被警方帶走，理由就是涉嫌故意殺人。

李久明被公安局拘留后，前9天時間一直不承認自己對郭忠孝、唐姝麗夫婦下毒手。隨著一次次變換地點提審，刑訊逼供，李久明開始承認殺人。雖然之后在法庭上，李久明堅決否認自己有殺害郭忠孝、唐姝麗的犯罪事實，并如實向法庭提供，在被關押期間，公安機關幾次變換提訊地點并采取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手段，不得已才承認的。但是，2003年11月26日，唐山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李久明犯故意殺人罪、非法持有槍支罪，一審判處李久明死刑，緩期兩年執(zhí)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李久明提出上訴。2004年8月11日，經過數月審理，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對李久明上訴案作出裁定：案件事實尚有不清楚之處，發(fā)回重審。

昔日同窗 仗義救友

李久明涉嫌殺人案的證據鏈存在著嚴重不足。據李久明的辯護律師李樹亭說，郭忠孝、唐姝麗夫婦的陳述都表明，他們認為兇手是李久明，純粹是出于猜測，而不是目擊。但是，公安人員卻依靠了郭忠孝夫婦的猜測，對李久明進行了刑訊逼供和誘供，使他最終作出有罪供述。雖然公安機關堅決表示，沒有對李久明逼供和誘供，并曾作出正式說明：在偵破、審理李久明故意殺人、私藏槍支一案過程中，分局“嚴格按法律程序訊問犯罪嫌疑人和詢問證人，無違法行為”。但事實并非如此。

李久明蒙冤后，有人把李久明涉嫌殺人，被公安機關采取強制措施的消息告訴了正在中國政法大學進修的同事紀桂林，紀桂林和李久明20年前曾是河北灤縣師范的校友，后來又同在冀東監(jiān)獄工作。聽到案情介紹后，紀桂林憑著對李久明20多年的感情和認識，當時就認為案件不是李久明做的，肯定抓錯了。受李久明的妻子劉濤委托，紀桂林在北京給李久明尋找律師，面對巨額費用，他們一次次感到失望。最后，紀桂林一位做律師的朋友朱愛民聽說后，出于同情和伸張正義，同意義務代理官司。2002年9月23日，朱愛民會見李久明回來之后，告訴紀桂林，李久明遭受了嚴重的刑訊逼供。紀桂林由此把他對此案的種種疑問寫成材料，遞交給相關部門。他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案件之中，帶著李久明的案件材料，請教一個又一個法學專家、教授。

2004年8月17日晚，一個不期而至的匿名電話給紀桂林帶來了巨大驚喜。電話中的人告訴他：告訴你一個好消息：真正的兇手已被溫州警方抓獲了并判處死刑，姓蔡。紀桂林幾乎喜極而泣。

真兇落網 險遭隱瞞

原來，2004年6月初，家住離冀東監(jiān)獄不遠的唐山市樂亭縣、曾屢屢搶劫、強奸和殺人，現在溫州某看守所的犯罪嫌疑人蔡明新在看電視警匪片的時候，好吹牛的他本性不改，撇撇嘴說：太笨啦，我過去收拾一個男人的時候，幾拳就把他打趴了，然后從四樓光著腳丫子跳下來。獄偵干警聽說后，最終把他在冀東監(jiān)獄家屬區(qū)犯下的重案審了出來。2004年6月8日，溫州警方將《協查通報》發(fā)到唐山，請求唐山公安方面協助核查此案。真兇落入法網，真相已經大白，按說李久明應該被立刻釋放。但是，接到溫州警方發(fā)來的《協查通報》，已經明知道辦錯案的王建軍和楊策等人6月10日趕到溫州，對蔡明新進行提審，其結果卻是二人悄悄地去，又悄悄地回。之后，唐山市公、檢、法三方組成一個調查組再次悄然開赴溫州，分別進入溫州的公、檢、法系統，提閱蔡明新的案卷。由于蔡明新是在最后時刻供出的新案情，所以在溫州中院掌握的案卷中，就沒有蔡明新在冀東監(jiān)獄家屬區(qū)作案的任何記錄，調查組也沒有發(fā)現這種情況，這個天大秘密被隱瞞下來，李久明仍然被關在監(jiān)獄。按照蔡明新在溫州犯下的強奸殺人命案，他肯定被處以極刑，極有可能因滅口而導致李久明永無翻案之日。

案情簡介：

1998年4月22日，昆明警方在一輛棄置的微型面包車內發(fā)現了杜培武的妻子昆明市公安局的干警王曉湘和石林縣公安局副局長王俊波被人槍殺的尸體。而此刻正在焦急尋找妻子的杜培武已經被列為重大犯罪嫌疑人。在經過70余天的偵查和刑訊之后，杜培武終于招供，并“揣摩”審訊者的意圖編好了殺人現場，但是作案的兇器——王俊波攜帶的一支七七式手槍卻一直沒有下落。1999年2月5日，杜培武被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剝奪權利終身。經過二審，云南省高院改判死刑緩期兩年執(zhí)行。

杜培武案是因刑訊逼供造成杜培武案追責多少人 的錯案。1999年2月5日杜培武案追責多少人 ，杜培武被昆明市中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

2000年7月6日，云南省高院對杜培武故意殺人案再審，宣告杜培武無罪并予釋放。

《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1996年5月15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后又經2007年、2017年兩次修訂。杜培武案當時適用的律師法是97年1月1日實施的修訂前的律師法。

公安、檢察院、法院杜培武案追責多少人 ，我國的三級辦案制本來是一個層層監(jiān)督從而保障執(zhí)法公正的機制，但在民警杜培武遭刑訊逼供一案中，這三道關口都失去了扶正祛邪的功能。這是一次司法腐敗的“集大成”之作，是一次系統性的枉法杜培武案追責多少人 ！ 僅僅憑主觀的推測就斷定一個人“故意殺人”，并進行了殘酷而野蠻的逼供；然后在沒有任何可靠實證的情況下，僅憑屈打成招的口供，竟把一個人判處死刑。當一樁“鐵案” 已經塵埃落定的時候，只是因為真正的兇手被“意外”抓獲并供出殺人的犯罪事實，原來的“殺人犯”才奇跡般地重獲新生。云南戒毒所民警杜培武遭刑訊逼供一案之所以受到全國媒體和司法界的高度關注，其原因除了逼供手段的令人發(fā)指和案件的戲劇性變化之外，最重要的恐怕是此案給人們留下了很多值得反思的東西。 “刑訊逼供”算不上大新聞。這些年，此類案件時常見諸報端。但與以往的刑訊逼供案有所不同，這次刑訊逼供的對象是一名對法律相當熟悉的民警，他知道自己作為一個公民所擁有的權利，他也知道執(zhí)法過程中應該履行的程序，在整個案件的審訊、起訴和審判過程中，他充分運用了自己的合法權利，并采取了幾乎一切可以保護自己的手段，然而都沒有取得應有的效果，因為他面對的是一群視法律為兒戲的執(zhí)法者。 當辦案民警僅憑一張“傳喚證”就把他“留置訊問”而且一關就是10天的時候，他質疑辦案者沒有合法的法律手續(xù)，但得到的回答是：“想扣你就扣你，要什么法律手續(xù)！” 被抓不久，杜培武就為自己請了律師，依照法律規(guī)定，律師有權參加訊問，但辦案人員不讓杜的律師進審訊室。那些慘無人道的“高強度”審訊都是在沒有第三者參加的情況下進行的，這樣，刑訊逼供當然就不可能留下任何旁證。 在看守所里，他請駐所檢察官當著管教干部和眾多在押犯的面為自己驗傷、拍照，留下了刑訊逼供的鐵證，但檢察機關對此證據卻故意隱瞞。庭審中，當杜培武提出這個有力的證據時，公訴人竟然說“沒有找到”。更加讓人難以置信的是，到了今年6月，檢察院對兩名主要刑訊逼供者提起公訴的時候，那份原來“沒有找到”的證據又冒了出來，而且成了刑訊逼供的主要證據！ 杜培武偷偷地把一件被逼供者打爛的衣服夾帶到法庭上，并當眾展示，但對這一刑訊逼供的重要證據，審判長不但視而不見，而且?guī)状谓小氨桓嫒硕排辔涑鍪緵]有殺人的證據”。稍具法律常識的人都知道“無罪推定”原理和“誰主張誰舉證”原則，公訴人控訴杜培武故意殺人，那么應該是公訴人拿出杜殺了人的證據，杜沒有舉證的義務，而在法官還沒有作出有罪判決前，杜應被視為無罪之人。 如果偵查人員依法辦案，刑訊逼供就不會發(fā)生；如果公訴人員依法辦案，一起冤案就可能被中止；如果審判人員依法辦案，所謂“故意殺人”根本就不能成立。公安、檢察院、法院，我國的三級辦案制本來是一個層層監(jiān)督從而保障執(zhí)法公正的機制，但在杜培武遭刑訊逼供一案中，這三道關口都失去了扶正祛邪的功能——偵查人員根據主觀需要不擇手段，公訴人根據設定的罪名取舍證據，審判者根據“有罪推定”的需要決定采信與否——面對事實，不能不承認，這是一次司法腐敗的“集大成”之作，是一次系統性的枉法！ 身為民警的杜培武沒有想到自己的“同事”們會那樣無視法律，就把希望寄托在檢察院身上，他失望了；再把希望寄托在法院身上，他絕望了。是什么讓一個原本顯而易見的錯案順利地通過一道道法律的關口？是什么讓這些號稱“以法律為準繩”、以主持公道為己任的執(zhí)法者如此置法律于股掌之中？也許，公安偵查人員只是“破案立功”心切；也許，檢察人員是出于法法相護、維護政法隊伍“團結”的考慮；也許，審判人員接到了有關部門的“意見”或指示。但所有枉法行為都能以合法的形式來完成，都離不開根本的一點，那就是執(zhí)法人員對法律的漠視——這種漠視就像是艾滋病毒，一旦感染和擴散，全身全系統都會失去免疫力——杜培武冤案就是公檢法同時失去免疫力的結果。雖然目前這種系統性枉法所聞不多，但人們有理由懷疑還有別的“杜培武”冤沉海底，因為像杜培武那樣能夠“意外”獲救的幾率畢竟太少了、太靠不住了……盛大林

以下就是杜培武案追責多少人 我交給你杜培武案追責多少人 的作業(yè)杜培武案追責多少人 ，當然有一小部份是來源于網上，但絕大多數都是我自己寫的，因為那個案子我也一直關注著，希望能幫到你。。。祝你一切順利，加油。。。

2014年8月22日，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改判上訴人念斌無罪，應當說念斌投毒案已經劃上句號。但提醒公眾的是：丁云蝦一雙兒女死亡的案件不是結束，而是剛剛開始。一切順理成章，但讓人始料未及的是：念斌案在學術界引起了激烈的爭論。理越辯越明，這是再好也不過的事情了。

筆者曾經辦理了河北省張家口市宣化區(qū)趙金彪故意殺人一案。該案張家口市中級人民法院先后三次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趙死刑緩期二年執(zhí)行，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先后二次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發(fā)回重審。2013年8月，最后一次（也就是第六次）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以（2013）冀刑三終字第16號《刑事附帶民事判決書》判處：趙金彪無罪。因此，筆者對此類案件有深刻的體會，并非常關注念斌案的爭論，草擬拙文，以饗讀者。

一、 念斌案為什么會引起激烈爭論？

縱觀我國《刑事訴訟法》實施以來，死刑改判無罪的案件大多是兩類：一類為“真兇找到型”；另一類是“死人復活型”。

1、真兇找到型

案例之一：云南杜培武案 1998年4月22日，昆明市公安局通訊處女警員王曉湘和該市路南縣公安局副局長王俊波雙雙被槍殺，慘死在一輛“昌河”微型車上。1998年7月2日，王曉湘的丈夫杜培武被警方以涉嫌故意殺人刑事拘留，隨后被逮捕。于1999年2月5日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對杜培武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力終身。杜不服提出上訴，1999年10月20日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罪終審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zhí)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2000年6月，昆明警方破獲一起特大殺人盜車團伙。據主犯楊天勇供述，1998年的王曉湘、王俊波被害案是他們干的。頓時證明杜培武顯屬無辜。2000年7月6日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改判杜培武無罪，當庭釋放。

案例之二：遼寧李化偉案 1986年10月29日下午，遼寧省營口縣(現大石橋市)水泥廠職工李化偉懷孕6個月的妻子邢偉被殺。1989年12月4日，營口市中級法院作出一審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李化偉死刑，緩期二年執(zhí)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李化偉隨即上訴。1990年1月12日，遼寧省高級法院下達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2000年7月，真正殺害李化偉妻子的兇手當時家住李化偉家斜對門的17歲江海，在另外一起案件中落網。自己交代了他才是當年殺害邢偉的真兇。2002年6月25日，李化偉入獄14年后被營口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判無罪。

案例之三：浙江叔侄張輝、張高平案 2003年5月19日上午10時許，有人發(fā)現在杭州市西湖區(qū)留下鎮(zhèn)留泗路東穆塢村路段水溝內發(fā)現一具女尸。經公安機關偵查，認定是安徽省歙縣張輝、張高平所為。2004年4月21日，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強奸罪分別判處張輝死刑、張高平無期徒刑。叔侄上訴后，2004年10月19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分別改判張輝死刑、緩期二年執(zhí)行，張高平有期徒刑十五年。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依法對這起案件公開宣判，認為有新的證據證明，本案不能排除系他人作案的可能，原一、二審判決據以認定案件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能作為定案依據。據此，撤銷原審判決，宣告張輝、張高平無罪。

2、死人復活型

案例之一：湖北佘祥林案 佘祥林原系京山縣公安局馬店派出所治安巡邏隊員，因涉嫌殺死妻子，于1994年和1995年兩次被宣判死刑，后因證據不足免予一死。1998年6月15日，因被指控犯故意殺人罪，被京山縣法院判處有期徒刑期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2005年3月28日，佘祥林的妻子“復活”從山東回鄉(xiāng)。2005年4月13日上午，湖北省京山縣人民法院當庭宣判佘祥林無罪，立即釋放。

案例之二：河南趙作海案 1998年2月15日，商丘市柘城縣老王集鄉(xiāng)趙樓村趙振晌的侄子趙作亮到公安機關報案，其叔父趙振晌于1997年10月30日離家后已失蹤4個多月，懷疑被同村的趙作海殺害。1999年5月8日，趙樓村在挖井時發(fā)現一具高度腐爛的無頭、膝關節(jié)以下缺失的無名尸體，公安機關遂把趙作海作為重大嫌疑人于5月9日刑拘。2002年12月5日商丘中院作出一審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被告人趙作海死刑，緩期二年執(zhí)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2010年4月30日，趙振晌回到趙樓村。經調查，1997年10月30日夜，趙振晌攜自家菜刀在杜某某家中向趙作海頭上砍了一下，怕趙作海報復，也怕把趙作?？乘?，就收拾東西于10月31日凌晨騎自行車，帶400元錢和被子、身份證等外出，以撿廢品為生。因2009年患偏癱無錢醫(yī)治，才回到村里。后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啟動審判監(jiān)督程序，宣告趙作海無罪。

“真兇找到型”和“死人復活型”因為是鐵證如山，絕對不是被告人所為，人們驚嘆的是冤案如此之冤，司法腐敗如此之腐敗，辦案人員如此草菅人命，大家是異口同聲。但念斌案卻非此兩類案件，到目前為止，即未找到真兇，也未死人復活，甚至一些人產生了司法機關是否放縱了犯罪的怪誕想法，這正是引起激烈爭議的緣由。

首先，念斌被宣判無罪后，新的問題是真兇到底是誰？念斌是不是真正的兇手？案件仍然撲朔迷離。這種不確定是痛苦的，除了被害人家屬外，就是大眾，這種“不確定”正是引起爭論的重要原因。

其次，我們不是一個完全的法治國家，公眾對法律的理解和了解是有限的，假如此類案件發(fā)生在美國，只是一個普通案件而已，不會有任何波瀾，法院判處無罪案件比比皆是，在中國無罪判決必定屈指可數。

再次，讓人不可思議的是：我們一方面痛恨司法腐敗，但當我們完全依照文明的、先進的法律規(guī)定做出判決后，又說放縱了犯罪。老百姓這樣完全可以理解，就連律師也跟著瞎嚷嚷，真是不可理喻！在我看來，這只不是一個最普通依照法律規(guī)定做出的判決，僅此而已。

長期以來，我們認可了腐敗，卻陌生了司法文明；我們寧愿腐敗后“真兇找到”、“死人復活”的確定，也不愿意看到依法判決的不確定。所以，當出現一例不確定的依法判決時，我們別發(fā)生激烈的爭論。

二、 念斌案是否依照“疑罪從無”的原則，判決其無罪？

念斌是否是以“疑罪從無”的原則做出判決，也是爭論的焦點之一，也是一個重要問題。

1、何為“疑罪從無”原則？法律上沒有明確規(guī)定，學術界也沒有統一定義。

“疑罪”通常是指司法機關對被告人是否犯罪或罪行輕重難以確認的情況，即不能證明被告人有罪，也不能證明被告人無罪的兩難境地。

我國《刑事訴訟法》條195第（三）項規(guī)定，“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北徽J為是疑罪從無原則的典型概括。

2、念斌案是否是依照“疑罪從無”做出無罪判決的？

從辯方講。張燕生、斯偉江律師在辯護詞開宗明義地寫道“所謂‘念斌投毒案’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假案！”，而且二位律師的辯護詞從頭到尾沒有出現過“疑罪從無”的字眼，也沒有要求法院以疑罪從無的方式判處被告人無罪，在他們看來，這是一個“假案”，而不是一個“疑案”。請注意，“疑罪”應當似有似無，而“假案”應當理解成被告人根本沒有犯罪，是人為制造的。假如你根本沒有殺人，被公訴機關指控你故意殺人，這不能叫做疑罪，而應當認定沒有犯罪。

在辯護人看來，念斌根本沒有犯罪，偵查機關制造了一個假案，所以不是“疑罪”，當然也談不上“疑罪從無”了。

從控方講。福州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員出庭意見仍然認為“一審定性準確，審判程序合法”，也不認為是“疑罪”；原告的代理人的意見是“請求維持原判，嚴懲念斌”，也不是“疑罪”。

從法院講。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判決認為：“二被害人系中毒死亡，但原判認定致死原因為氟乙酸鹽鼠藥中毒依據不足，認定的投毒方式依據不確實，毒物來源依據不充分，與上訴人的有罪供述不能相互印證，相關證據矛盾和疑點無法合理解釋、排除，全案證據達不到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不能得出系上訴人念斌作案的唯一結論”；法律依據為：《刑事訴訟法》第53條、第195條第(三)項之規(guī)定。第53的內容為：重證據，輕口供；第195條第三款恰恰是“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

但法條表述“證據不足”，不足到什么程度，這是大家需要考慮的問題，是90%的證據都不能采信，還是只有10%的證據不能采信，當然我們的也無法用這樣的比例來劃定。

從判決書上來看，人民法院是依照“疑罪從無原則”判處念斌無罪的，但“疑罪從無原則”本身也是不確定的概念，不能執(zhí)著。

三、 念斌案，法律的公平與正義是否實現？

念斌被宣判無罪后，學術界的爭論異常激烈。媒體發(fā)表了《念斌律師張燕生：正義也許會遲到，但永遠不會缺席》，接著出現了許向前律師的《念斌案：正義遠未實現》、易勝華律師《真兇逍遙法外，我們何以狂歡—念斌案的冷思考》同時引人關注的還有王志安先生的《關于念斌案的再解釋》、陳興良教授《司法的最高境界是無罪》，念斌案，是否已經體現了法律的公平正義？

1、何為法律的公平正義

正如陳興良教授所言：法律的公平正義最高境界是無冤，如何做到無冤，就是客觀事實和法律事實的完全重合。

假如一個人借給另一個人十萬元錢，沒有任何借條等依據，傻子才會到法院起訴呢；假如一個人給另一個人打了十萬元的欠條，實際上沒有給錢，傻子才不會到法院起訴呢。第一個人實際上給了錢卻沒法勝訴，后一個實際上沒給錢卻能夠勝訴，這就是客觀事實和法律事實的不統一，于是才產生了證據，產生了訴訟。給錢是一個客觀事實，而持有借條是一個法律事實，法律的公平與正義最高體現二者得到重合，但所有的人都知道，大多數案件客觀事實和法律事實可以無限接近，卻無法重合。

就拿非常準確的DNA檢測來說，準確率也只有99.999%，有0.001%誤差，對于0.001%人來說，等于100%的錯誤，鑒定結論也只是強調是“生物學上存在父子關系”，事實上也發(fā)生孩子確實有父子關系，但DNA檢測卻不存在父子關系的事情，但它保護了99.999%的人，冤枉了0.001%的人，這就是刑事訴訟的本質。

我們看被王志安先生引用的這條微博“念斌被判無罪，這個判決只表明，現有的證據不能證明殺人的是念斌。至于到底是不是他干的，除了他自己，誰也不知道。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有媒體歡呼什么‘遲到的正義’云云，這是已經事先假定就不是念斌干的。如果從這個意義上理解‘疑罪從無’，那可太低級了?！?/p>

在我看來，發(fā)貼的人，看起來有理，但實際上從邏輯上和法律上顯得真的太低級了。首先，念斌案無罪是經過八年七次審判、一次復核的結果，人民法院已經以具有法律效力判決的形式宣判念斌無罪，怎么是“先假定就不是念斌干的”呢？難道人民法院判決書生效后，你的思想和靈魂中仍然假定念斌殺人犯嗎？早已陷入比有罪推定更可怕的思維；其次，在我看來，刑事訴訟只是程序法，遲到的正義也只是說前六次判決人民法院依照法律就應當判處念斌無罪，但目前卻經過八年七次審判，顯然是“遲到”了，但最后必定得到了糾正，也“正義”了，這樣理解遲到的正義并沒有錯。

2、正義是否已經實現

應當首先明確的是這里所說的正義是一個狹義的概念，專指“法律正義，如果把正義的概念無限擴大，那么就無從談起。

首先，念斌案是經過嚴格的法律程序，控辯雙方激烈辯論，三級人民法院七次審理、一次復核作出的負責任的判決，體現的是程序上的公平正義，彰顯了法律對人權的保護，從這方面講，正義已經實現。

反過來講，判念斌無罪沒有體現正義，是否判處念斌死刑才體現正義呢？

其次，沒有抓到兇手正義就沒有實現嗎？

第一，我們看一下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判決書認定的被害人死亡的原因“二被害人系中毒死亡，但原判認定致死原因為氟乙酸鹽鼠藥中毒依據不足……”，這說明受害人死于中毒確定無疑，但死于“鼠藥中毒”依據不足，有多種可能，也可能是自己誤食，也有可能是有人投毒，所以，是否有真兇都是個問題，說沒有抓到兇手正義就沒有實現正義荒唐至極。

第二，以真兇是否抓到來評價正義是否實現是可笑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破案率能達到100%，也許真兇永遠無法抓到，那么是否能說正義永遠也無法實現呢？

本案中，被害人家屬一直堅信本案確系念斌所為，對于他們來說，念斌是否真正的兇手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有一個兇手并沒有兇手要好的多，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受害人家屬這種心情許多辯護律師都能體會到的。但法律工作者，相信的證據，崇尚的是法律，任何猜測和推斷無異于占卜封，十分危險，都會造成重大的冤案。

本案的另一個重大意義在于：既非“死人復活”，也非“真兇找到型”判無罪，而是依據證據不足判處上訴人無罪，是“疑罪從無”刑事訴訟原則的真正體現，是中國刑事審判的極大進步，看起來保護的是念斌，實際上保護的是我們每一個公民，給了全國法院一個極好的信號。所以，具有里程碑的意義。